2004年，我调到房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上班第一天看到的案例。那是一位农民工，举着一张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来到法援中心，进门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终于可以回家了”，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劝了很久都不愿起来。原来，他从老家带着二十多位乡亲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，活干完了，老板只说了一句：“工程款没结回来，等着吧”就再也见不到人了。天一天天冷了，年一天天近了，其他人都陆续回家了。媳妇打来电话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家里天天都有要账的，孩子都不敢进家了”？人是自己带出来的，拿不到工钱回去怎么向乡亲们交代？二十万，砸锅卖铁也还不上啊。他每天不是四处寻找老板踪影，就是到各个部门信访反映情况，用尽了所有自己能想的办法，工钱却依然没有着落，直到接到法援中心的电话：“您的案子结案了，可以申请执行了”。推开法援中心的门，他所有的担心、不安、委屈都化作了温暖和感激。

那一天，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的父亲也是农民，为了我们兄妹三个，他也曾背井离乡外出打工，住在简陋的工棚里，吃不上一顿热乎饭，起早贪黑的干活，为的不过是给我添一件新衣服，给哥哥盖几间新房，这就是农民工简单而朴实的梦想。当这样的梦想被无情的打碎，当他们心灰意冷时，是法律援助带给他们希望，是法律援助帮他们重圆了梦想，而善良的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感恩。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，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，为弱势群体圆梦成为我的梦想。

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都是这样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，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，法律意识也不太强，劳动争议、工伤事故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案件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，遇上了往往不知所措，更别说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，而法援中心在承办这些案件时，由于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，不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，也使维权工作变得困难重重。一对四川籍的夫妻领着16岁的儿子陈某来到法援中心，陈某在工作中不慎右眼受伤，虽然及时到同仁医院进行了治疗，最终右眼球摘除了，而这时，雇主却怕承担责任躲了起来，手机不接，家庭住址不详，陈某一家犯难了：赔偿款一分没拿到，回家，不甘心；继续留在北京，靠什么维持生活，找谁为儿子讨说法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他们来到了法援中心。陈某的父亲说着事情经过，母亲紧紧拉着儿子的手，默默的流泪，反复的小声叨念着：“真不该让他来北京打工，好好的成了残废”。工作人员立刻为他们办理了援助手续。陈某一家是四川人，四川的方言我们听不太懂，交流困难，我们就慢慢聊，反复听，有时一个人名要更正几次才能确定下来。天渐渐黑了，别人下班了，我们还在聊，直到案情清楚了，法律关系明确了；陈某不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，起诉困难，我们就想方设法帮他找证人，走访陈某的工友，了解情况。证人有顾虑，怕得罪雇主，我们就耐心的做思想工作：“出门在外找份工作不容易，我们理解您的处境，但他那么年轻，以后找对象都受影响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。您也有孩子，这要是您自己的儿子，您多心疼啊。帮帮他们吧，我替他们一家人谢谢您了。”我们的真诚换来了证人的谅解，“做人得讲良心，你们素不相识都这么热心，我豁着这份工钱不挣了，有事您随时找我”；雇主住址不详，我们就托人四处打听，寻找线索，雇主不接电话，就一次次用不同的号码反复拨打，只要电话接听了，就向他解释：“您是没有资质的承包方，发包方对这起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这样能够减轻您的负担，请您配合”。终于，我们的执着打动了雇主，并在他的积极配合下，促成了陈某与发包方签订了雇员伤害赔偿协议。陈某用颤抖的手接过银行卡，然后紧紧地用双手攥着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我们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份赔偿，那是陈某失去的眼睛，是他后半生的希望。

像这样的案件伴随我在法援中心度过了9年，我已经记不清那些受援人的名字，但我清楚记得他们那无助、无望的眼神和期盼的目光。“让每个人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”这是法律援助的宗旨，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、正义的承诺。法援工作者，用自己爱心和奉献诠释着这一宗旨，践行着这一承诺。2013年，房山区法援中心迎来了十岁的生日，一块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单位的奖牌成为最好的生日礼物，面对荣誉，我不禁陷入思索，一个案件数量并不太多、条件相对薄弱的郊区法援中心，能够脱颖而出，摘得殊荣，靠的是什么？我想，尽心承办每一起援助案件是答案，每一本厚厚的卷宗是答案，受援人一次次的肯定和赞誉是答案。用法律援助的阳光，照亮弱势群体的梦想，为弱势群体圆梦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法律援助共筑人民幸福、社会和谐的中国梦。